試析清代漢學分撥的窘境
作者：羅檢秋
來源：《江海學刊》2016年3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初八甲午
耶穌2016年9月8日
作者簡介：羅檢秋，1962年生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討所研討員、博士生導師。
內容撮要：近代一些學者多從師承或地區來梳理清代漢學，遂有吳派、皖派、揚州學派、常州學派等說法。20世紀90年月以來，研討者對漢學分撥多所討論，見仁見智，而至今難有共識。清代學者雖有時提到師承關系，士人交游也呈現必定地區性，但這些原因并不用然導致學術成派。清代漢學家重視實證研討，尋求實事求是，學派觀念遠不如宋明理學家明顯。分撥墮入窘境的本源之一是師承脈絡錯綜難辨，二是人們過重學術的地區性。加之，有的“學派”附進了差異較年夜者，導致概念籠統掉當，而對其學術自己、學術認同留意不夠。超出漢學分撥，從更為具體的家學傳衍來梳理漢學脈絡，不掉為走出窘境、深化研討的無益途徑。
關鍵詞：漢學分撥/師承/學術地區性/學術反思
標題注釋：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18～19世紀學術家族之研討”(項目號：12BZS049)的階段性結果。
清代漢學名家輩出，頭緒紛繁。后來研討者依共享空間據各種脈絡進行分撥，如吳派、皖派、揚州學派、常州學派等。但是，關于清代漢學分撥，學術界至今聚訟紛紜，難有共識，可謂墮入窘境而難以自拔。對此進行剖析、反思，進而另辟蹊徑，轉換視野，或許于清代學術史研討不無裨益。
分撥的窘境
在傳統中國，地緣、書院、師承和家學成為學術傳衍的分歧途徑，而其意義不盡雷同。清末以來，一些學者依據師承或地區來梳理漢學脈絡，試圖將其排列幾派。1902年，29歲的梁啟超云：“一曰吳派，一曰皖派。吳派開山祖曰惠定宇……皖派開山祖曰戴東原。”①稍后，章太炎進而指出：清儒“其成學著系統者，自乾隆朝始。一自吳，一自皖南。吳始惠棟，其學好博而尊聞。皖南始戴震，綜形名，任裁斷，此其所異也”。惠棟門生有江聲、余蕭客。戴震受學于江永，“其鄉里同學，有金榜、程瑤田，后有凌廷堪、三胡”。“震又教于京師。任年夜椿、盧文弨、孔廣森，皆從問業。門生最著名者，金壇段玉裁，高郵王念孫。”俞樾、孫詒讓“皆承念孫之學。”②自此，清代漢學遂有吳、皖二派說。1907年，劉師培勾畫近儒學術系統云：東吳惠棟“承父祖之業，始確宗漢詁，所學以掇拾為主，培植微學，篤信而不疑”；徽歙之地，戴震“曲證旁通，以小學為基，以典章為輔，而歷數、音韻、水地之學，咸實事求是，以求其源”。③他們評論清儒，好談派別，而基礎不出吳、皖二派思緒。
平易近國以后，隨著梁、章等人的學術影響擴年夜，漢學分撥流播漸廣，但分撥一開始就捉襟見肘。平易近初支偉成撰《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》，采納章太炎從前的做法，將多數揚州學者歸進皖派，而將汪中父子、李惇、劉臺拱、朱彬歸進吳派。因他對一些人的歸屬猶疑不定，特再征詢意見。而此時章氏認為，“寶應劉臺拱、朱彬二家，皆兼宋學意味，而朱之《禮記》尤甚。即皖派年夜師江、戴二公亦然。江本兼談宋學，戴氏《孟子字義疏證》力與宋學相攻，而說經實兼采宋學”。于是，支偉成依據學者對宋學的態度，將劉臺拱、朱彬二家轉歸皖派，汪中、李惇仍屬吳派。但是，汪中之子汪喜孫說：“先君精研《三禮》，游歙，主汪梧鳳家，得見戴君未刻之書，私淑戴君緒論，所學益進。”④顯然，汪氏禮學與游學皖南親密相關。支傳成也對劉、朱二家因兼采漢、宋便列為皖派的做法心存疑慮，因為兼采漢、宋者遠不止此。他對陳壽祺父子、張惠言、劉文淇、俞正燮等人畢竟屬于吳派還是皖派，均猶豫不決。因章太炎的建議，才勉強將其列進吳派或皖派。⑤支偉成留意到揚州學者的獨立性，認為王念孫、段玉裁、任年夜椿、凌廷堪還是皖派，阮元以后始有揚州學派。其后，張舜徽修改此說，系統地研討“揚州學派”，將分屬吳、皖的汪中，高郵王氏、任年夜椿以及焦循、阮元等單列為“揚州學派”，認為清代學術以“吳學最專，徽學最精，揚州之學最通”。20世紀40年月，他給學生講“中國近百年學術史”時，“著重闡述揚州學派”⑥。其后，分撥新見迭出，討論不斷。近年有論者將其綜述為：吳、皖二派說，吳、皖、揚三派說，吳、皖、揚、浙四派說，惠(棟)、戴(震)、錢(年夜昕)三派說。⑦一些論著還有常州學派、粵派等說法，甚至如《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》那樣，除吳、皖之外，又從地區上分出常州派今文經學家、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、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等門戶。從清末至今，漢學分撥的討論歷時百年之久，卻始終缺乏共識。
至20世紀90年月，已有學者對漢學分撥提出質疑，認為從惠學到戴學是一個歷史過程，不宜以吳、皖二派來歸納綜合乾嘉漢學。因為惠、戴前后的許多經學家如顧棟高、陳祖范、吳鼎、梁錫玙等，史學家全祖看、邵晉涵、錢年夜昕、章學誠，揚州名儒汪中等人皆不在惠、戴二學范圍之內。同時除吳、皖二地之外，江浙的常州、無錫、嘉定、揚州、鎮江、紹興、余姚、寧波、杭州等地均是文人淵藪，學者如云。⑧有的提出，所謂吳派好古博聞，重考察，唯漢是好；皖派善裁斷，重義理，實事求是，但劃為吳派的錢年夜昕并不嗜古，且與戴震相互推許。皖派也有好古者，如金榜專宗鄭玄，戴震不讀漢以后書。戴震的門生段、王、孔廣森均非皖人，且段、王不傳戴氏義理之學，對宋學的態度也不雷同。即便在吳派、皖派內部，學者之間也多差異⑨；有的論者質疑錢年夜昕為吳派說。⑩這些見解均有價值，但還可補充論述，並且當深刻發掘其學術本源。21世紀初年，仍有學者提示論者：“考據學能否存在著皖派、吳派之分……都有待進一個步驟深刻研討。”(11)但迄今為止，深刻探討該問題的論述依然罕見，而剖析漢學分撥墮入窘境的專論更是闕如。
錯綜難辨的師承
人們最後把漢學分為吳、皖兩派，重要基于瑜伽教室師承關系。但是，清代師承關系復雜多途，有授業師、受知師、座師等等，還有私淑門生，他們對學術傳承的意義紛歧。錢年夜昕曾云：“古之所謂師者，曰經師，曰人師；今之交流所謂師者，曰孺子之師，曰鄉會試之師，曰投拜之師。”尤其是“投拜之師”，“外雅而內俗，名公而實私”。沒有傳道解惑，質疑問難，“本日失意而明日背其師矣”。(12)這反應了清代師承關系的復雜性，較之漢代經學的師承已經分歧。
被人們看做吳、皖宗師的惠、戴二人也曾有師弟之誼，在漢學群體中具有典範意義。戴震早年并尊漢、宋，乾隆二十二年(1757)在揚州盧見曾幕中謁見惠棟后轉尊漢學。故錢穆認為：“東原論學之尊漢實有聞于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。”(13)愛崇漢學是乾嘉漢學家的基礎取向，盡管具體觀點因人而異。至于貶抑宋學，則其情況千差萬別。除了尊漢之外，惠、戴治學方式基礎分歧。惠棟說：“經之義存乎訓，識字審音，乃知其義。是故古訓不成改也，經師不成廢也。”(14)戴震認同其由古訓而通經義的方式：“故訓明則古經明，古經明則賢人、圣人之理義明，而我心之所同然者，乃因之而明。賢人、圣人之義理非它，存乎典章軌制者也。松崖師長教師之為經也，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，以博稽三古典章軌制，由是推尋理義，確有據依。”(15)惠棟的《周易述》、戴震的《孟子字義疏證》均是由訓詁以明道的名作。
但是，這是乾嘉學者的配合尋求，從顧炎武、閻若璩、胡渭、惠棟以來，漢學家莫不強調讀書必先識字，重視文字訓詁之學，故學術方式尚缺乏以定惠、戴之同。應該說，有師弟之誼且學術方式雷同的惠、戴之所以被后人分門別派，很年夜水平上取決于學術、思惟的差異。惠氏門生王鳴盛曾“間與東原從容語：‘子之學于定宇何如？’東原曰：‘分歧。定宇求古，吾求是。’嘻!東原雖自命分歧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，舍古無是者也”(16)。在王鳴盛看來，所謂求古、求是之分，只是戴震學術爭勝的自我標榜。戴震不讀漢以后書，也隱含以古為是的價值取向。但是，參與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的戴震影響廣泛，后來《四庫全書總目撮要》采其說，謂惠棟“其長在古，其短亦在于泥古”(17)。王引之、焦循也都接收此說。(18)其實，王鳴盛的說法也不無事理，而真正區分惠、戴二學的依據是其思惟歧異和學術觀點。惠棟對宋儒的天理、人欲之辨不以為然，戴震則進而疏證《孟子》等書，周全批評理學，自建思惟體系。惠、戴二人的學術定位為認識漢學脈絡供給了參考。
乾嘉學者不乏類似關系，其學術方式之同和思惟歧異決不亞于惠、戴二人，看起來師承親密的吳、皖學者也是這般。惠棟的親炙門生有江聲、余蕭客，其他掛名門生、再傳門生，或許問學請益者，與惠氏學術差異尚多。好比，錢年夜昕早年像戴震一樣向惠棟問學，但其史學重心與惠氏經學迥然分歧，兩者義理之學更不成同日而語。嘉道年間的錢泳說：錢著“高深純粹，貫綜百家，是合惠、戴兩家之學而集為年夜成者也”(19)。章太炎也說：“吳派之起，蓋以宋學既缺乏尚，而力攻宋學，如毛奇齡輩，其謬戾又甚焉。故純取漢學，不敢收支，所以澄清蕪障也。至錢年夜昕出，實與三惠異趣。”故主張將錢年夜昕列進“年夜師傳”。(20)又如，武進張惠言曾向吳、皖學者問學，被人列為“皖派”或“吳派”，其實也是擺佈為難。至于被列進“小樹屋吳派”的汪中，其治學領域之博、學術思惟之新簡直與“吳派”形同天壤。那么，惠棟與江聲、余蕭客等幾人能否堪稱一派？江聲雖是惠氏傳人，但其后人的學派顏色日趨淡漠。江聲之孫江沅幼承家學，擅長小學，著《說文釋例》2卷。段玉裁暮年僑居蘇州時，江沅收支其門數十年，為其高足。段著《六書音均表》，江沅則以段書第二表為綱，成《說文解字音均表》17卷。故學術上既有“吳派”遺傳，又攝進“皖派”血統。江沅還從理學人物彭紹升游，師其辭章之學。這般，江沅畢竟屬于哪派，生怕已很難判別了。
按普通說法，“皖派”結胎于歙縣巨賈汪梧鳳的不疏園。江永、戴震早年居處僻陋，為鄉俗所怪。汪梧鳳于二人“獨禮而置諸其家，飲食供具惟所欲。又斥令嬡置書，益招好學之士晝夜誦習講貫此中。久者十數年，近者七八年、四五年，業成散往”(21)。列名江永門下的汪梧鳳、戴震、鄭牧、汪肇龍、程瑤田、方矩、金榜被稱為“江門七子”，得商討之益，但其學術重心、傾向并紛歧致。江永尊朱子，撰《近思錄集注》等書，戴震則在習聞宋學后，轉而抨擊宋學。他們“業成散往”之后，學術關聯更顯疏遠。后來安徽學政朱筠幕也代替不疏園而成為皖南學術中間。換言之，不疏園正如朱均、畢沅等幕一樣，只是學者臨時聚結之所，謀生與問學兼而有之，甚至如汪中、章學誠那樣學術思惟勢如水火者。
戴震門生重要有王念孫、段玉裁。至于孔廣森，與戴氏姻婭而執門生禮，任年夜椿與戴震同任館職，卻非門生。而段、王于戴氏學術也是既有傳承，又有變異。他們發展了戴氏文字訓詁之學，而摒棄其義理之學。從思惟線索上看，段、王與戴震之差異，決不亞于戴震與惠棟之間。乾隆十九年(1754)戴震進京時，新科進士錢年夜昕已在京師小著名氣。戴震拜訪了錢年夜昕，談學鎮日。錢年夜昕嘆服戴震學問精博，越日告訴正在編《五禮通考》的尚書秦蕙田。于是，秦、錢親訪戴震，且稱譽其學。接著，戴震館于秦家，又課尚書王安國之子王念孫，從此海內著名。(22)可見，戴震早年學術源出多途，除江永、惠棟之外，還有秦蕙田、錢年夜昕。而王念孫早年除與賈田祖、李惇等一路講求古學外，也與劉臺拱、陳昌齊、陳鱣等商討文字音韻之學，其意義不亞于師從戴震一年。
關于清代學者的師承關系，張舜徽認為：“清代學者，有些人有師承，有傳授；而更多的人，全由自學成才，無師自通，談不上有什么淵源。這是和宋明學術界特別是理學諸儒的學風判然不同的處所。可是由于同在一個地區，彼此影響，天然構成一種學術風尚，這卻是客觀存在，至為顯著。”(23)在他看來，清代漢學家治學以實事求是為宗，不像漢、宋儒家那樣授受謹嚴，其師承脈絡缺乏以成派，而地區性原因更有興趣義。
地區性圈套
揚州學派、浙東學派之說重要是從地區原因而論，因為這些學者之間缺乏師承。揚州學派最後只是高郵王氏、寶應劉氏及汪中同等郡學者群，自學術史家張舜徽表揚之后，遂與吳、皖鼎峙。但是，被納進該派學者越多，其間學術差異則愈益明顯。從學術源頭上看，1對1教學賈田祖、李惇、汪中等人崇尚顧炎武的經學研討，排擠宋學，猶如汪中自稱：“中少日問學，實私淑顧寧人處士。”(24)汪中推許高郵王氏、寶應劉氏、朱氏及老友賈田祖、李惇，但對同郡任年夜椿、顧九苞等人貶斥甚嚴。寶應劉臺拱、朱彬等人交好汪中，卻傳承理學，調融漢、宋，與汪中及賈田祖、李惇等人的學術傾向分歧。
任年夜椿的兩名高足，一為汪廷珍，江蘇山陽人；一為胡長齡，江蘇通州人(今南通)。距揚州雖不算太遠，但與揚州經學幾乎無關。任年夜椿的《深衣釋例》《釋繒》等著作，對孫星衍教學場地、響亮吉、惲敬、許宗彥、張澍、劉寶楠、汪士鐸、成蓉鏡等人的研討都不無啟發(25)，而此中僅劉、成是揚州人。江藩的《漢學師承記》將王念孫、王引之、任年夜椿附于戴震之后，其別人則列為揚州學者，其實也表白了揚州學者的分歧脈絡。正如汪中撰李惇墓志所云：“是時古學年夜興……自江以北，則王念孫為之唱，而君和之，中及劉臺拱繼之。并才力所詣，各成其學。雖有講習，不相依靠。”(26)顯示了學術差異和獨立性。
嘉道年間，賈田祖、李惇、汪中、任年夜椿、顧九苞等均已辭世，揚州學者重要有王引之、阮元、焦循、顧鳳毛、江藩、劉寶楠、凌曙、劉文淇、黃承吉、汪喜孫等人。王念孫、朱彬雖然健在，卻以耄耋之年閉門家居，與晚輩學者來往未幾。此時揚州漢學家多傳承家學，如王、焦、顧、劉、汪等。此中，阮元作為封疆年夜吏和漢學護法，影響宏大。而焦循則以學問和人緣(阮元的族姐夫)而成為揚州學術中堅。但是，他們與前輩漢學家的學術重心與學術認同差異明顯。後期以高郵王氏為代表，側重于音韻文字之學，后期的阮元、焦循等人側重考釋名物典制以及重釋孔、孟義理。他們對清代學統的認同也與汪中等人年夜相徑庭。與汪中等人推尊顧炎武分歧，阮元表揚毛奇齡對清代漢學的開創之功：“國朝經學盛興，檢討首出于東林、蕺山空文講學之余，以經學自任，年夜聲疾呼，而一時之實學頓起。當是時，充宗起于浙東，朏明起于浙西，寧人、百詩起于江淮之間。檢討以博辨之才，傲視一切，論不相下，而道實相成。迄今學者日益昌明，年夜江南北著書、授徒之家數十。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，謂非檢討開始之功則不成。”(27)汪、阮等人樹立的清代漢學譜系明顯分歧，其學術何故成一派？
焦循既汲取惠棟、錢年夜昕之學，又闡發戴震思惟。乾嘉之際，朱筠、章學誠等人對戴氏義理均不謂然，而焦循認為，戴氏義理是“自得之義理”，非宋儒《西銘》、《太極》所謂義理，戴氏所著之書“惟《孟子字義疏證》三卷、《原善》三卷最為精善”(28)。焦循思惟上繼承、認同于戴震，畢竟是“吳派”“皖派”，還是“揚派”？生怕真是擺佈為難。重視漢學脈絡的江藩15歲師從余蕭客。三年后，余蕭客逝世。江聲“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《說文》，乃從艮庭沾恩氏《易》”。就此而言，江藩師承“吳派”。江藩年夜約20歲時，又與前輩學者汪中定交。汪中勸其治《九章算術》，并以梅文鼎的歷算之書相贈，而江藩“自以知志位布策，皆容甫之教也”。江藩交好的揚州學者還有李惇、阮元。(29)此外，江藩少時還師從收支儒、佛的長洲諸生薛起鳳、吳縣諸生江縉，自云：“藩從(薛)師長教師受句讀，方十二齡，即論以涵養功夫。”(30)可見，江藩學源廣泛，很難以“吳派”或“揚州學派”來歸納綜合。
嘉道年間，除了阮元、焦循、江藩因為姻親或幕主關系外，其他揚州學者間的交通已年夜不如前輩。汪喜孫得知阮元主編的《儒林傳稿》最後沒有汪中，想將汪中由《文苑傳》轉進《儒林傳》。他不得不請王念孫向阮元說情：“倘蒙致書阮公，屬其改進《儒林》，庶幾先君身后之名，自執事一言會議室出租論定，可以信今，可以傳后，先君亦且含笑入地矣!”(31)在王氏斡旋下，汪中改進《儒林》。但阮元所擬傳稿缺乏百字：“汪中，字容甫，江都拔貢生。好古博學，長于經誼，于詩、古文、書翰，無所不工。著《周官征文》、《左氏年齡釋疑》，皆依據經證，箴砭俗學，并見《述學內外篇》。”(32)這顯然缺乏以反應汪中的學術和生平，且多禁絕確。不過，隨著道光年間汪喜孫刊刻其父遺著和闡揚家學，汪中的學術位置獲得晉陞，阮元后來也譽其為“通儒之學”。“通儒之學”也是阮元的學術尋求。他倡導并踐履調和漢宋，與賈田祖、李惇、汪中等前輩力排宋學構成反差。
與此同時，阮元對今文經學相當推許。他不僅為孔廣森的《年齡公羊經傳通義》作序，並且《儒林傳稿》的《孔廣森傳》長達四千多字，比普通人物傳稿多出數倍。阮元與常州莊氏來往親密，且多學術認同。在山東學政任上，他結識了知縣莊述祖，稱其“學有來源根基，雅博精審”。后來，劉逢祿、宋翔鳳至京師，都曾館于阮家。道光初年，莊存與的《味經齋遺書》發行時，阮元作序，對其經學評價甚高。(33)阮元總督兩廣時，立學海堂，取名于漢何聚會場地休學，“有學海之譽”。他在此以愛崇今文經學教士，編纂《皇清經解》，將莊存與、劉逢祿、宋翔鳳等人的著作支出。而汪喜孫請求支出汪中的《年齡述義》時，阮元答以《經解》將來還有續編，“只好續編，恐未能羼進前卷耳”(34)。所謂續編再收，其實是直言謝絕了。
另一方面，因汪喜孫交好劉逢祿，汪中之學頗得劉氏好評。劉逢祿少時讀汪中之書，認為“其學綜周、秦、兩漢，而深通其條貫。其文兼漢、魏、六朝，下止中唐，而不茍為。炳炳麟麟，淵淵乎文有其質，儒家之雋才也……蓋師長教師說經之書，多在惠定宇、戴東原、段懋堂、邵二云諸師長教師著作未行之前，而默與之合者，多手削之。余為《年齡》之學，往往有這般者，知后人立說之難也”(35)。汪中的義理之學和經世意識惹起了劉逢祿共個人空間鳴。汪、阮、劉之間的學術評價說明，同鄉之間的學術認同并無明顯優勢。揚州學者之間多無師承，而其學術認同又這般多元，那么以地區而名“揚州學派”確實值得從頭考慮。
清代浙江學術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，章學誠的《文史通義》有“浙東學術”一篇，謂浙東之學與浙西分歧，浙西出于顧炎武，浙東出于黃宗羲，源于劉宗周，“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，以致全氏祖看輩尚存其意，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”。他強調“浙東之學，言生命者必究于史，此其所以卓也”(36)。1902年，梁啟超論清代學術云：“浙東學派……其源出于梨洲、季野而尊史，其巨子曰邵二云、全謝山、章實齋。”(37)這是近代“浙東學派”說之濫觴。何炳松等人推衍其說，將浙東史學追溯至南宋程頤及傳衍程學的“永嘉、金華兩派之史學”(38)。他私密空間們所謂“浙東學派”僅就史學而言，錢穆也說浙東學派貢獻最年夜者一是黃宗羲、全祖看的學術史、人物史，二是章學誠的方志學，“此為歷史中之方域史或社會史”(39)。
但是，即便從史學而言，“浙東學派”一開始就遭受了尷尬。支偉成曾擬將史學家分為“浙派”和“別派”。章太炎認為，這種做法“尚非允愜”，主張區分“作史”與“考史”。清代浙江多“作史家”，而“考史家”很少。“作史家”需具才、學、識三長，于是，他們將杭世駿、厲鶚列為“考史家”，而鄞縣萬氏、邵晉涵、章學誠、馬骕、全祖看、謝啟昆及錢儀吉、錢泰吉等均視為“作史家”。(40)章太炎闡揚浙江學者“作史”之長，但全祖看認為，“近來文士，年夜半是不知而作，如邵念魯為是集，其意甚欲表揚先儒，發揚忠孝，其意甚美。但是讀書甚少，以學究固陋之胸，率爾下筆，一往謬誤”(41)。乾隆年間，邵廷采經其族孫邵晉涵及其老友章學誠表揚之后，頗得學者贊譽。不過，全祖看的譏評并非沒有根據。在清代前中期，浙江學者承黃、萬之緒，作史發揚平易近族年夜義，對史料的選擇、史實的考證確有細緻之處。全祖看的評論反應出浙江學者的學術路徑和自我認同仍有顯著差異。
正是以，平易近國瑜伽場地以來，不少學者對浙東學派提出了質疑。20世紀中期，金毓黻指出，章學誠論“浙東學術”多“貌同實異之論”。“浙東學派起于宋，時有永嘉學派、金華學派之稱”，而清代黃宗羲的史學與之“絕少因緣”。黃氏學術導源于王陽明，萬斯同、全祖看傳其學，而章學誠、邵晉涵治學“自致通達”，與黃、萬等人沒有因緣。“謂為壤地相接，聞風興起則可，謂具有家法相互傳授則不成。”他不承認清代有所謂浙東學派之說，故其史學史“以專門名家為斷”，“弗取學派之說”(42)。其后，海內外學者倪文孫(David舞蹈場地 S.Nivision)、錢穆、何佑森、余英時等人從分歧側面對“浙東學派”提出質疑，可謂視野廣闊，證據豐富。(43)余英時分析了章學誠夸張浙講座場地東學術的心思原因，一方面是因其“寂寞以致‘孤憤’”，另一方面是抬出黃宗羲與戴震的學術來源與顧炎武對抗，“南宋有朱、陸，清初有顧、黃，這樣才幹襯托出乾隆時的戴、章并峙”(44)。這種剖析顯然不無事理。
但是，章太炎已將浙東學派從史學推衍到經學，從清前中期延長至清末，提出：“自明末有浙東之學，萬斯年夜、斯同兄弟皆鄞人，師事余姚黃宗羲，稱說《禮經》，雜陳漢、宋，而斯同獨尊史法。其后余姚邵晉涵、鄞全祖看繼之，尤善言明末遺事。會稽章學誠為《文史》、《校讎》諸通義……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，始與皖南路況。其子以周作《禮書通故》，三代軌制年夜定。唯浙江高低諸學說，亦至是完集云。”(45)于是，浙派漢學儼然初具規模。顯然，章氏此說更難以安身。除了黃、萬、邵、章等人外，具有獨立性的浙江學者也不少。好比，全祖看好彙集、收拾歷史文獻，修訂、增補黃宗羲的《宋元學案》個人空間，負氣忤俗，與其他浙東學者立異。地區上屬于浙西的德清胡渭，專精經義，著《禹貢指歸》《易圖明辨》等書，暮年得康熙帝賜“耆年篤學”四字，實為清代漢學的開創者之一。乾隆年間，杭州盧文招發展家學，成為校勘名家。而臨海洪頤煊、洪震煊治學兼及經、子、史、地，也顯示了學術獨立性，不克不及納進章氏的學術譜系。
晚清浙江出現了擅長禮學的黃式三、黃以周父子，以及漢學名家俞樾、孫詒讓、章太炎等，有論者推衍章氏之說，視為浙派漢學。那么，晚清黃、俞、孫、章能否能獨成一派？起首考核他們對浙東學派和清前中期浙江學術的認同水平。張舜徽的《清儒學記》將定海黃式三、黃以周父子列為“浙東學派的后勁”，另作“孫詒讓學記”。他留意到黃、孫之間的學術差異，但將黃氏列為“浙東學派”的做法則未必妥當。黃氏兼治經、史，而學術中間是《禮》學，重視闡發戴震的思惟，與著重史學的浙東風氣顯然分歧。黃式三匯通漢、宋，繼戴震之后評釋儒家爭論不休的“氣”“理”“性”觀念。在他看來，戴震發揚了程、朱真意，不像元、明諸儒對宋學肆意張揚。黃式三也對凌廷堪、阮元等人會通訓詁與義理的學術路向相當推重，與章學誠分歧。黃以周曾在浙江書局與俞樾同事，暮年任江陰南菁書院山長，與俞樾的學術影響相埒，但二人來往未幾，學思分歧。好比，關于清代學者聚訟紛紜的服制，黃式山主張嫂叔無服。黃以周也認為，“適婦年夜功，庶婦小功，昆弟之子與眾子同服，昆弟之子婦宜與庶婦同服”，即為小功，唐朝定為年夜功則非。俞樾認為，“昆弟之子婦服世、叔怙恃以年夜功，世、叔怙恃宜亦報之以年夜功”。而黃以周“以庶婦小功例之，非旁尊、報服之義也”(46)。俞、黃的服制主張實則反應了倫理觀念的差異。黃以周的有名門生如唐武功、曹元弼、曹元忠、陳玉樹等人分治儒家各經，影響多在江蘇，與著重史學者分歧。或許正因為這般，章太炎、支偉成將定海黃氏列為“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”，而將俞樾、孫詒讓列進“皖派經學家”。因為俞、孫謹記高郵王氏，尤其是俞樾的《群經平議》《諸子平議》均為模擬王氏而作。此時，“揚州學派”說尚未風行，后來論者將高郵王氏作為“揚州學派”的中堅。準此而論，俞、孫又當列進揚州學派了，真可謂進退兩難。
再則，晚清學術關聯較多的俞樾、孫詒讓、章太炎能否可以單獨成派？孫、章之間學術上相互推許，但俞、章學術和思惟差異甚年夜。章太炎在詁經精舍師從俞樾，業師還有譚獻、高學治，也師從過黃以周、孫詒讓。俞樾對于太炎關注現實和排滿年夜不謂然，曰：“曲園無是門生!”逐之門墻之外。太炎也作《謝本師》一文。當時太炎聲看尚低，既棄于師，乃謁孫詒讓(仲容)請學，一談即合，居孫家半年。“仲容曰：改日為兩浙經師之看，發中國音韻、訓詁之微，讓子出一頭地，有敢因汝本師而摧子者，我必盡力衛子。”當時太炎著文簽名“荀漾”者，即孫詒讓也。以荀子亦名“孫子”，詒讓二字反切為“漾”，仲容與太炎來往書札皆用此姓名。(47)
浙紳胡道南、童學琦于1897年7月籌辦《經世報》時，章太炎頗為支撐，并和參與其事的宋恕、陳虬等人商議創立興浙會。宋恕回信云：“執事欲振浙學，與恕蓋有同情。然非開學會不成，非請曲園師領袖其事不成……倘蒙師允，即將《章程》登報，立總會于此館，漸立支會于各府縣城，期于年夜昌梨洲之學、德清之道，方能為浙人吐氣。”(48)但宋恕要由俞樾領銜、年夜昌德清之道的主張未獲章氏支撐。此事波折過程可見舞蹈教室俞、章之間的學術差異和疏離。俞樾在詁經精舍的另一高足是吳興人崔適，在平易近國后轉崇今文經學，著《年齡復始》，“證明《穀梁》也是古文；又撰《史記探源》，說《史記》是今文學，其所以雜有古文說，滿是劉歆的羼亂，于是今文學更由經典而推及于史籍”(49)。崔適在平易近初執教北年夜，成為疑古思潮的淵藪，與太炎之學年夜異其趣。統一師承、統一地區的門生，學術上竟這般涇渭清楚，各執一端。
與俞樾同邑的戴看出生書噴鼻門第，其外祖父為浙江名儒周中孚。周氏好讀書，于經學側重古文，為諸生時識宋翔鳳。戴看之父戴福廉為俞樾的表兄，但戴看4歲喪父，家境式微，受俞樾學術影響甚微。戴看最後努力于考據、辭章之學，咸豐初年在蘇州師從陳奐，又從宋翔鳳習《公羊年齡》。戴看當時努力于《左傳》，不信劉、宋之學。咸豐十年(1860)，宋翔鳳卒后，戴看避難山中，于劉逢祿之書“漸漸取讀之，一旦發寤，于師長教師及宋師長教師書如有神誥”(50)。戴看轉崇劉、宋今文經學的“神誥”，本源于咸豐初年的磨難經歷，故著意于公羊家三統、三世說蘊含的撥亂歸正、致承平思惟。劉逢祿曾著《論語述何》，宋翔鳳也著《論語發微》，均以公羊學闡釋《論語》。戴看“博稽眾家，深善劉禮部《述何》及宋師長教師《發微》，以為欲求素王之業，承平之治，非宣究其說不成”(51)。遂推衍劉、宋之緒，以《公羊》義例釋《論語》，闡釋“齊學所遺，邵公所傳”，成《論語注》20卷。他事實上認同魏源等今文家的通經致用，曾致伴侶書云：“征諸古訓，求之微言，貫經術、政事、文章于一，則救世弊而維圣道者將在于此。”(52)戴看又治先秦諸子和清初顏李之學，而壯年時期的學術重心是公羊學和《論語》，與俞樾、孫詒讓、章太炎等人著重古文經學者顯然分歧。俞樾讀了戴看的《論語注》后，“頗不以為然”，并表現“仆說經務求平易，故與足下此論分歧，希更審之”(53)。但是，戴看并沒有因俞樾的異議而改變學術觀點和路徑。
晚清浙江漢學群體中的類似差異紛歧而足。總之，某地學術盛況是一回事，能否成派則是另一回事。假如以地區而名學派，則其重要成員除籍貫雷同之外，還當師承有緒，旨趣相合，並且學術領域、學術風格基礎分歧。準諸此，則清代揚州學派、浙江學派之說確實應予從頭1對1教學考慮，防止一葉障目。
不恰當的“附進”
嘉道以降，漢學在江南之外敏捷擴散和發展，一些地區出現了漢學名家，如湖南(魏源、鄒漢勛、王闿運、王先謙、皮錫瑞、葉德輝等)、嶺南(林伯桐、陳澧、侯康、康有為等)、福建(陳壽祺、陳喬樅父子、林春溥、林昌彝等)、貴州(鄭珍、莫友芝等)、四川(廖平、胡從簡等)轉治漢學，成績惹人注視。他們曾與“吳派”“皖派”“揚州學派”“常州學派”學者交游或師從，但學術上、思惟上仍具有鮮明的獨立性。但是，一些論著仍將他們附進此中，故多有鑿枘分歧。
常州今文學派既同地區，又多交流師承，並且均著重今文經學，基于考據學而講求微言年夜義，具有學派規模，但有些說法仍當辨析。后人謂常州學派有廣義、狹義之分。廣義者如劉師培云：“常州之學，復別成宗派。自孫星衍、響亮吉……說經篤信漢說，近于惠棟、王鳴盛。”張惠言“久游徽歙，主金榜家，故兼言禮制……惟說《易》，則同惠棟”。莊存與“喜言《公羊》，侈言微言年夜義”，莊綬甲傳之，劉逢祿、宋翔鳳均治《公羊》，“而常州學派以成”(54)。這般囿于地區，將孫星衍、響亮吉、張惠言等學思分歧者納進常州學派，其實也有不當。因為這些常州學者，或治經，或治史，或治文學，學術重心各不雷同。而治經學者，或近于惠棟，或學于金榜，或言今文，或兼今古文，旨趣分歧。僅僅因為地看便納進統一學派，顯然過于籠統。
狹義的常州學派僅指今文經學。它來源于莊存與，歷經數代，以莊氏家族(包含姻親成員)為焦點。其今文經學重心和治學風格基礎分歧，脈絡清楚，天然可視為統一學派。但問題是，假如將莊氏今文經學稱為常州學派，則掩蓋了常州其他學術群體。再則，一些論著將龔自珍、魏源附于常州今文學派，但常州今文經學以莊氏為焦點，家族之外的師承，均不及家學特征明顯。在龔、魏之前，常州今文經學基礎上是家學傳衍。龔、魏習聞莊氏今文經學后，融會其他學術資源，今文經學因之出現了飛躍性發展。故章太炎認為，龔自珍“不成純稱‘今文’”，魏源“不得附常州，如說《詩》多出三家之外”，王闿運“亦很是州學派”。(55)龔、魏代表了清代今文經學的新階段，與常州今文學派差異甚年夜，章太炎此說很有事理。嘉道以降的今文經學實已超出常州，好比孔廣森、陳立、凌曙、柳興恩、陳壽祺、陳喬樅父子等都為今文經學家，顯然不屬于常州學派。是以，所謂常州今文學派，實質上只是莊氏之學，也不用因交游或學術類似性而將龔、魏等人附進此中。
閩縣陳壽祺早年心向宋儒，專心科舉，因接收座師阮元的建議，轉治漢學。他推重段玉裁“與錢竹汀詹事、王懷祖河使、程易疇孝廉數正人”(56)。陳壽祺著有《五經異義疏證》《尚書年夜傳定本》等書，章太炎認為“左海父子，學本近吳，列吳派下為得”(57)。支偉成遂將陳壽祺、陳喬樅父子列進“吳派”。但是，陳氏雖像惠棟、王鳴盛等人一樣精研《尚書》，而推重《今文尚書》的傾向與“吳派”著重《古文尚書》構成了強烈反差。在陳壽祺看來，“向微伏生，則唐、虞、三代典謨誥命之經，煙銷灰滅，萬古長夜”。且伏生之學，“往往《六經》所不備，諸子百家所不詳”(58)。陳壽祺還撰文專駁沈彤的“唐虞不步五星說”，認為沈氏不當以“《虞書》中星不兼及五星，遂謂五星之名商以后始見”(59)。顯然，陳壽祺的《尚書》學與“吳派”年夜相徑庭。
在推許今文經的同時，陳壽祺主張兼采漢、宋，其復翁方綱書云：“薄宋后之書，輒并其善者而不旁涉，又豈通儒之見哉？”(60)陳氏暮年努力于重興福建理學。嘉慶二十年(1815)，他與郡守及泉州舞蹈教室紳士捐俸修葺清源書院，“祀朱子及諸儒”。道光年間，他主鰲峰書院長達11年，訂立“學規”，以“尊德性”教士；還積極收拾鄉邦文獻，闡揚黃道周的理學。他代督、撫作奏折，主張將劉宗周、黃道周從祀孔廟：“蓋宗周以誠意為主，而歸功于慎獨，能闡王守仁之緒言，而救其流弊；道周乃至知為宗，而止宿于至善，確守朱熹之道脈，而獨溯宗傳。”(61)其學術主張與“吳派”迥然分歧，將其附進“吳派”顯然是分歧適的。
類似魏源、陳壽祺的情況，在清代漢學的邊緣地區紛歧而足。即便同地學者，隨便附進某派也能夠墮入尷尬。績溪胡氏在學術脈絡上與戴震及不疏園學者涇渭清楚，沒有師承關系，但往往因地區原因而被列進“皖派”。又如俞正燮，支偉成覺得“俞理初學問典博，辨論精切，貫串經史百家，不易分撥”，列為“諸子學家”或“皖派”都有些勉強。章太炎認為，俞氏“學問甚博，而不克不及自名其家；其在皖派，又與前賢分歧；進于‘諸子學家’亦有未安……既無朋類匯集，只要附進皖派，稍似妥當”(62)。“皖派”附進這些學思獨立者，顯得很是勉強。
乾嘉學者的認識
清代士人重視學有根源，往往提到本身或別人的師承；在傳統社會，士人交游也呈現必定地區性，但這些原因并不用然導致學術成派。清代漢學家的學派觀念遠不如宋明理學家明顯。理學家自建思惟體系，衍成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，其后學重視宗傳，猛攻壁壘。清代漢學家置重實證研討，尋求實事求是，廣征博采，故學派觀念相對淡漠。安身于漢學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云：“漢、唐儒家謹守師說罷了，自南宋至明，凡說經、講學、論文，皆各立門戶。大略數名人為之主，而依草附木者，囂然助之。朋黨一分，千秋吳越，漸流漸遠，并其本師之主旨亦掉其傳，而仇隙相尋，操戈不已，名為爭長短，實則爭勝負也。”(63)清代漢學家本身欠好分撥，嘉道學者也很少以學派來勾畫漢學譜系。乾隆六十年(1795)，焦循曾致函孫星衍，批評學者以考據相標榜。他贊賞漢代經師“各傳其經，即各名其學”的做法，認為“晚世以來，在吳有惠1對1教學氏之學，在徽有江氏之學、戴氏之學；精之又精，則程易疇名于歙，段若膺名于金壇，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，錢竹汀叔侄名于嘉定，其自名一學，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，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”(64)。焦循反對稱清代經學為“考據學”，列舉了數十漢學家“自名一學”的格式，顯顯露以家名學的傾向。至嘉慶二十三年(1818)，江藩的《國朝聚會場地漢學師承記》在廣州刻成，此時乾嘉漢學已經如日中天，傳衍脈絡已經清楚了。但是，該書雖重漢學脈絡，卻沒有明確分撥，只是分8卷簡述40多位漢學家的生平、學術成績及特點。
嘉慶年間，阮元任國史館總纂三年，掌管編纂《儒林傳稿》，并于嘉慶十七年八月出任漕運總督前脫稿。傳稿包含44篇正傳，55篇附傳，兼采漢、宋，而重心在于漢學家。全書梳理學術脈絡，但沒有分門別派。阮元認為：清儒“閻若璩、胡渭等卓然不惑，求是辨誣；惠棟、戴震等精發古義，釋詁圣言；近時孔廣森之于《公羊年齡》，教學張惠言之于孟、虞《易說》，亦專家孤學也。且我朝諸儒，好古敏求，各造其域，不立門戶，不相黨閥，束身踐行，闇然自修”(65)。他強調清代士人“不立門戶，不相黨閥”，又重視世代相傳的“專家孤學”。事實上，《儒林傳稿》的正傳與附傳多敘家學傳衍，如《惠周惕傳》附列惠士奇、惠棟、江聲等傳。《戴震傳》附有凌廷堪傳，并無“皖派”蹤影。書中敘述觸及皖南的學術關聯，卻沒有視為統一派別。當然，嚴斥漢學的方東樹提到了“揚州學派”。他攻擊汪中“欲廢‘四子書’之名”，《墨子》研討是“顛倒邪見”，“后來揚州學派著書，皆祖此論”(66)。方東樹以此譏貶揚州學者，而當時健在的阮元、江藩等人，并不以“揚州學派”自居。儀征劉師培以及認同揚州漢學的俞樾、孫詒讓、章太炎等人，在談及清學門戶時，則沒有接收“揚州學派”的概念。
在清末社會變革中，政治對壘與學術紛爭交織于一。無論是章太炎、劉師培等古文經學家，還是康有為、梁啟超級今文經學者，無不重視政治上、學術上的黨派性。在彰顯派系的思維習慣中，他們著重對清代學術分撥，樹立漢學譜系。后人不察，紛紛落進分撥的窠臼而難以自拔。但是，梁啟超、劉師培并沒有堅信漢學分撥。清末劉師培雖講漢學分撥，卻開宗明義：“昔交流周季諸子，源遠流分，然成守一師之言，以自成其學。漢儒說經，最崇家法；宋明講學，必稱先師。近儒治學，亦多專門名家，惟授受謹嚴，間遜漢、宋。”(67)他認為清代漢學的師承授受不如漢、宋人謹嚴。至平易近國年瑜伽教室間，梁啟超對早年的分撥也不那么自負了。作于1920年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既將乾嘉考證學分撥、歸類，又說“其實清儒最惡門戶，不喜以師弟相標榜。凡諸年夜師皆交相師友，更無派別可言也”(68)。四年之后，他一方面說乾嘉漢學有吳派、皖派。此外，另有揚州一派，有浙東一派。另一方面指出：“以上所舉派別，不過從個人學風上以地區略事區分，其實各派配合之點甚多。許多有名學者，也不克不及說他們專屬哪一派。”(69)梁啟超的認識無疑具有典範意義。
今朝有關清代漢學的每一分撥均遭到質疑。可以說，這是一個難有定論的命題，即便不是誤區，其負面感化也是不容忽視的。直到19世紀中期，清代士人多以某氏之學概述漢學脈絡，如吳縣惠氏、高郵王氏、常州莊氏等，未見后來那樣的分撥。既然這般，何不換位思慮，超出分撥，從更豐富、更具體的家學脈絡來梳理清代漢學，使之更家教切近實際？
從家學看漢學脈絡
乾隆三十八年(1773)開四庫館被看做漢學興盛的標志，但此前出現了一批崇尚經學、推重漢學的有名學者，如惠棟、江永、戴震、錢年夜昕、沈彤等人。他們并非朝廷命官，與官學關系不年夜。清代學術的繁榮與其說見諸官方學術事務，毋寧說體現在眾多家學的繁衍。
究其主因是，在學問日趨高深，而傳授途徑依然狹窄的時代，其門第業具備一些凡人缺乏的有利條件。清代考史家趙翼曾經指出：“前人習一業，則累世相傳，數十百年不墜。蓋良冶之子必學為裘，良弓之子必學為箕，所謂世業也。工藝且然，況于學士年夜夫之術業乎!”(70)嘉道年間的錢泰吉也認為：“大略為學必有師承，而家學之濡染為尤易成績。”(71)平易近國年間的胡蘊玉說：“國朝學術可稱極盛，余姚黃氏、鄞縣萬氏、高郵王氏、嘉定錢氏，其父子兄弟類能著書成一家言。家學之盛，超軼前古。當時宣歙間盛稱胡氏。”(72)作為績溪胡氏的后人，胡蘊玉感觸感染到清代家學傳衍的主要性和茂盛，而所述尚不周全。
劉師培也總結了家學傳衍的意義：私密空間“自漢學風靡全國，年夜江南北治經者以十百計。或守一師長教師之言，累世不克不及殫其業。”(73)因為他認為，儒者諸學中，以經學為難：“蓋帖括之家，稍習宋明語錄，束書不觀，均得自居于理學。經世之談，僅恃才辯；詞章之學，僅恃華藻；而校勘金石，必施征實之功。若疏理群經，講明條貫，則非好學沉思，不克不及理眾說之紛，以歸一是，故惟經學為難能。”(74)“累世不克不及殫其業”恰是劉氏《左傳》學的寫照。這也反應清代漢學的艱難歷程和學術傳承的意義。
另一方面，因血緣和學術感染，族人對家學的認同也比地區和師承加倍不難。清末葉德輝自稱：“平生學業成績，固得力于庭訓，而亦克承家學，有以光年夜之。”(75)孫詒讓重視家學，而不標榜師承，自感“凡治古學，師古人不若師前人。故詒讓自落發塾，未嘗師事人，而亦不敢抗顏為人師……(曲園俞)師長教師，于詒讓為父執，其拳拳垂愛，尤逾凡人，然亦未嘗奉手請業。蓋以四部古籍俱在，善學者能自得師，固不藉標褐師承以相夸炫也”(76)。孫詒讓學術上博采眾長，使家學出現了轉變和發展，但仍把家學陶冶置諸重要。
在清代漢學格式中，師承與家學經常合而為一或穿插傳授。許多學者均有家學淵源，一些著作歷經數代才完成，而這些考證之作的梓行和流播，也多是經歷數代人完成的。關于清代漢學世家的統計，論者多有收支，多者四、五十家，少者二、三十家。從江藩的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到徐世昌主編的《清儒學案》、支偉成的《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》等著作對此略有觸及，近幾十年也出現了一些專論單個學術家族的論著。筆者認為，知人論世地討論清代學術家族的興起、特點和傳衍，是進一個步驟分析清代學術脈絡，超出漢學分撥的無益途徑。
綜上所述，清代漢學家的學術師承和交游錯綜復雜，而論者分撥標準又不盡雷同，有的著重地區性和交游，有的重視師承，有的留意到學術異同，難免橫當作嶺側成峰。綜觀之，漢學分撥墮入窘境的重要本源之一是對交織的師承關系認識不清，二是過重學術地區性。加之，有的“學派”附進了差異較年夜者，導致概念籠統掉當，而對其學術自己、學術認同留意不夠。而事實上，在乾嘉學者中，一些人超出地區性而另啟新途，甚至在師承脈絡中，門生修改師說、改變學術標的目的者也屢見不鮮。留意到這些復雜性，當為深刻認知、研討清代漢學開辟廣闊空間。
注釋：
①(37)梁啟超：《論中國學術思惟變遷之年夜勢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文集之七，中華書局1989年版，第92、95頁。
②(45)章太炎：《訄書重訂本·清儒》，《章太炎選集小樹屋》(三)，上海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，第156、157頁。
③劉師培：《近儒學術系統論》，《劉家教申叔師長教師遺書》第49冊，寧武南氏1936年校印本，第3～4頁。
④汪喜孫：《先君靈表》，楊晉龍主編：《汪喜孫著作集》(中)，(臺北)“中心研討院”文哲研討所2003年版，第627頁。
⑤(55)(57)(62)《章太炎師長教師論訂書》，載支偉成《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》卷前，岳麓書社1998年版，第1～7、4、6、7頁。
⑥(25)張舜徽：《清代揚州學記》，廣陵書社2004年版，第1～2、84頁。
⑦黃愛平：《清代漢學門戶研討的歷史考核及其評析》，《中國文明研討》2008年第3期。
⑧陳祖武推衍其師楊向奎師長教師之說，對吳、皖分撥提出質疑，詳見其《關于乾嘉學派的幾點思慮》，載《清儒學術鱗爪》，湖南國民出書社2002年版，第162～169頁。
⑨暴鴻昌：《乾嘉考據學門戶辨析——吳派、皖派說質疑》，《史學集刊》1992年第3期。
⑩王記錄：《錢年夜昕是吳派嗎？兼談乾嘉學術派別問題》，《河南師范年夜學學報》1995年第5期。
(11)龔書鐸：《清代學術漫議》，載《清代學術史論》，故宮出書社2014年版，第2頁。
(12)錢年夜昕：《與友人論師書》，《潛研堂文集》卷三三，陳文和主編：《嘉定錢年夜昕選集》第9冊，江蘇古籍出書社1997年版，第564～565頁。
(13)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(上冊)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第322頁。
(14)惠棟：《九經古義·九經古義述首》，載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10冊，(臺北)新文豐出書公司1997年版，第163頁。
(15)戴震：小樹屋《題惠定宇師長教師授經圖》，《戴東原集》卷逐一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，第10頁。
(16)王鳴盛：《古今解鉤沉序》，《西莊始存稿》卷二四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，第7頁。
(17)紀昀等纂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二九，上冊，中華書局1997年版，第380頁。
(18)焦循：《述難四》，《雕菰樓集》卷七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道光刊本，第14～15頁。
(19)錢泳：《竹汀宮詹》，《履園叢話》(上)，中華書局1979年版，第148頁。
(20)章太炎：《吳派經學年夜師列傳第三批語》，載支偉成《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》，岳麓書社1998年版，第26頁。
(21)汪中：《年夜清故貢生汪君墓志銘并序》，《新編汪中集》，廣陵書社2005年版，第483頁。
(22)錢慶曾校注：《錢辛楣師長教師年譜·竹汀居士年譜》，《嘉定錢年夜昕選集》第1冊，第13頁。
(23)張舜徽：《清儒學記自序》，《張舜徽集·清儒學記》，華中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版，第2頁。
(24)汪中：《與巡撫畢侍郎書》，《新編汪中集》，廣陵書社2005年版，第428頁。
(26)汪中：《年夜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并序》，《新編汪中集》，廣陵社2005年版，第480頁。
(27)阮元：《毛西河檢討選集后序》，《揅經室二集》卷七，上海涵芬樓《四部叢刊》影印初刻本，第10～11頁。
(28)焦循：《申戴》，《雕菰集》卷七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道光刊本，第10頁。
(29)閔爾昌編：《江子屏師長教師年譜》，《北京圖書館珍今年譜叢刊》第122冊，北京圖書館出書社1998年版，第592、594～595頁。
(30)江藩：《國朝宋學淵源記》，《國朝漢學師承記(外二種)》，生涯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，第222頁。
(31)汪喜孫：《與王念孫書(二)》，載楊晉龍編《汪喜孫著作集》(上)，(臺灣)“中心研討院”中國文哲研討所2003年版，第185頁。
(32)阮元：《擬儒林傳稿汪中傳》，載楊晉龍編《汪喜孫著作集》(下)，(臺灣)“中心研討院”中國文哲研討所2003年版，第901頁。
(33)阮元：《莊方耕宗伯經說序》，《味經齋遺書》卷首，清道光年間刊本，第1～2頁。
(34)阮元：《阮宮保與喜孫書》，楊晉龍編：《汪喜孫著作集》舞蹈教室(下)，(臺灣)“中心研討院”中國文哲研討所2003年版，第970頁。
(35)劉逢祿：《汪容甫遺書序》，《劉禮部集》卷一○，光緒十八年重刊本，第1頁。
(36)章學誠：《浙東學術》，《文史通義》內篇二，《章氏遺書》1922年刊本，第23頁。
(38)何炳松：《浙東學派溯源》，中華書局1989年版，第4頁。
(39)錢穆：《中國儒學與文明傳統》，載《中國學術通議》，九舞蹈場地州出書社2011年版，第80頁。
(40)《章太炎師長教師論訂書》，載支偉成《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》卷前，岳麓書社1998年版，第2、5頁。
(41)全祖看：《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》，《鮚琦亭集外編》卷四七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嘉慶十六年刻本，第15頁。
(42)金毓黻：《中國史學史》，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，第334頁。
(43)詳見何冠彪《浙東學派問題平議——兼辨正黃宗羲與邵廷采之學術淵源》，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清史室編《清史論叢》第七瑜伽教室輯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第217～242頁。
(44)余英時：《論戴震與章學誠——清代中期學術思惟史研討》，生涯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，第69～72頁。
(46)俞樾：《致黃以周》，《俞樾函札輯證》(上)，鳳凰出書社2014年版，第104～105頁。
(47)劉禺生：《章太炎師事孫詒讓》，《世載堂雜憶》，中華書局1960年版，第126頁。
(48)宋恕：《復章枚叔函》(1897年7月14日)，載胡珠生編《宋恕集》(上冊)，中華書局1993年版，第573頁。
(49)周予同：《“漢學”與“宋學”》，載朱維錚編《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》(增訂本)，上海國民出書社1996年版，第337頁。
(50)戴看：《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師長教師行狀》，《謫麐堂遺集》文卷一，宣統三年刊本，第18～19頁。
(51)戴看：《注論語敘》，《戴氏注論語小疏》，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，第291～292頁。
(52)戴看：《戴看致張星鑒》，載陳烈主編《小莽蒼蒼齋躲清代學者書札(修訂本)》(下)，國民文學出書社2014年版，第932頁。
(53)俞樾：《致戴看》，《俞樾函札輯證》(上)，鳳凰出書社2014年版，第37頁。
(54)(67)劉師培：《近儒學術系統論》，《劉申叔師長教師遺書》第49冊，寧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，第5頁。
(56)陳壽祺：《答段懋堂師長教師書》，《左海文集》卷四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刊本，第48頁。
(58)陳壽祺：《尚書年夜傳定本序》，陳壽祺輯校：《尚書年夜傳(附敘錄辨偽)》，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106冊，(臺共享空間北)新文豐出書公司1997年版，第342～343頁。
(59)陳壽祺：《駁沈果堂〈尚書小疏〉唐虞不步五星說》，《左海文集》卷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刊本，第37～38頁。
(60)陳壽祺：《答翁覃谿學士書》，《左海文集》卷四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刊本，第27頁。
(61)陳壽祺：《閩浙總督趙福建巡撫孫奏為請以明儒從祀文廟恭折奏》，《左海文集》卷一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清刊本，第32頁。
(63)紀昀等纂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·凡例》(上冊)，中華書局1997年版，第33頁。
(64)焦循：《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》，《雕菰集》卷一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道光刊本，第23～24頁。
(65)阮元：《儒林傳稿序》，《儒林傳稿》卷前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嘉慶刊本，第2頁。
(66)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中之上，《國朝漢學師承記(外二種)》，第291～292頁。
(68)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專集之三十四，中華書局1989年版，第4頁。
(69)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專集之七十五，中華書局1989年版，第22頁。
(70)趙翼：《累世經學》，《廿二史札記》卷五，中華書局1984年版，第100頁。
(71)錢泰吉：《曝書雜記》卷二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本，第21頁。
(72)胡蘊玉：《胡秉虔傳》，閔爾昌編：《碑傳集補》卷四○，《近代中國史料研討叢刊》初編第一百輯，(臺北)文海出書社影印本，第2175頁。
(73)劉師培：《揚州前哲畫像記》，《劉申叔師長教師遺書》第60冊，寧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，第3頁。
(74)劉師培：《清儒得掉論》，《劉申叔師長教師遺書》第49冊，寧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，第10頁。
(75)楊樹轂、楊樹達：《郎園學行記》，《葉德輝文集·附錄》，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，第330頁。
(76)孫詒讓：《答日人館森鴻書》，載張憲文輯《孫詒讓遺文輯存》，浙江國民出書社1990年版，第156頁。
責任編輯：姚遠